马军的环保地图


访谈嘉宾: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更多地去运用市场化的力量解决环境问题,这个奖的设立主要是去激励社会企业家。虽然我们不是企业,但也想通过调动市场化的力量去协助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将极大地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社会治理”。

4月13日,为期一周的第十二届斯科尔年度世界论坛开幕,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成为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获奖者。这也是他继200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之后,再度摘得国际大奖。时隔9年,再度得到了国际认可,马军在想些什么?

本刊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远在英国的马军。电话那头的马军语速很快,按照日程,当天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斯科尔基金会在2015年“斯科尔社会企业家”获奖者颁奖词中则对马军这些年的工作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创建了一个对公众友好的平台,把政府已经公开的环境信息汇集到这样一个平台,方便公众获取。”

“这样的创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境监督中去,并且已经有近2000家企业采取措施‘净化’他们的生产。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还在努力推动全球绿色供应链项目,让一些国内外知名品牌监测供应商的环境表现,不仅让中国人能真正参与到环境监管中去,还在帮助世界各地的人做绿色的消费选择,让消费者和品牌都能做出绿色的购买和采购选择”。

近年来,涉及公众参与的环境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这一方面体现出公众参与意识及环保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直接危害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运行。这一切都预示着: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变得愈发迫切,而且可能。

互联网时代,环境治理模式在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的大环境下,发生着深刻变化。例如,各参与主体、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都推动着环境社会治理模式初见雏形,并日渐成熟。而在此前,由于企业信息公开以及公众获知信息的渠道有限,企业、公众等作为主体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的力量很薄弱。

马军的“污染地图”作为企业参与、公众监督等的环境治理模式,开了环境社会治理的先锋,走在环境治理模式的前列,名副其实地成为了环境社会治理时代的马前卒。从马军的实践来看,不难发现,公众参与环境社会治理,现在更需要“建设性”的“助推力”。

“这些年净忙着弄图了”

2006年,马军领导开发了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汇集和整理全国各省、市水质信息、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通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提供给公众使用,通过点击数据库网站,据了解,用户可以查阅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包括超标排放的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还可以对各省市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量进行排名。

同时,其团队还开发了一套环境信息公开指数,以评价各地主管部门的信息公开状况,这一举措不仅具有督促各地主管部门数据实时公开的作用,同时也倒逼企业积极公开环境信息,提高环境执法效率。

谈到环境信息公开,就会涉及到环境监测以及数据。环境监测与公开报道等可保护个人免受环境污染的损害,促进环境执法的多方协作,是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基础。这些也是实现中国政府所强调的“绿色增长”的必要条件。马军绘制的2006年推出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和2007年底推出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无疑提供了一个环境监测和公开监督的平台。由其主持研发的“污染地图”已升级为“蔚蓝地图”手机应用。“‘蔚蓝地图’手机应有的数据整合了‘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的数据,只要点击相应的企业就会看到该企业的水和大气数据的相关情况。”马军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互联网+污染地图的数据冲击”

在马军看来,作为“互联网+”的产物,“蔚蓝地图”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参与环保工作,并且造就了“蔚蓝地图”微举报功能。“我们正在开发新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把拍摄者所拍摄的照片叠加上离拍摄者最近的监测点的相关环境数据,根据实景和官方检测数据进行比对总结出一组数据”,马军说。

说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马军提供的经验是需要引发大企业和消费者的参与,“我们和多家环保组织共同推动的‘绿色选择’项目中,结合运用了这些数据,希望消费者知情并参与其中。因为直接推动这些污染企业不好推动,希望通过这些大型品牌所具有的采购力量,从而去撬动污染的减排。绿色采购,其实是一种积极的促进,因为最终我们的目标不是打垮这些企业,而是希望让那些愿意做得好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胜出;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能够去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是推动环境治理的一种积极的模式。另一个力量就是绿色投资,其原理跟绿色采购类似,就是让那些愿意做好的企业得到投资保障;让大家都认识到企业污染的这些风险,从而需要将投资引向愿意清洁生产、可持续经营的企业”。

“多方构建、互动参与将成为新常态”

那么问题来了:绘制污染地图的数据从哪里来?怎么来?虽然数据获取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在申请地方数据时,环保部门相互推诿、人为故意垄断环境信息、阻挠环境信息公开、有的直接没有回应,这都会对数据获取造成一定的障碍。而对于“如再拒绝公开,将提起行政复议”虽然好使,但却不是常态化手段。

“我们数据来得很不容易,2006年就定下了一条:使用官方数据。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环保部门和公益组织两方面努力。近几年,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还是依然存在顾虑、显得犹豫”。马军说,“污染地图”数据平台的建设的目标并不是去曝光企业的污染问题,而是运用多方共同参与环境社会治理的思路。例如,“污染地图”的数据使用的是政府官方监测数据,一部分数据来自于企业的信息公布,一些数据来自于政府部门确认的公众投诉举报。“结合政府部门、企业、公众,使得数据平台本身就是由多方参与构建的平台,基于这个平台,工作方法同样也是多方参与、互推互动的模式”。

“‘蔚蓝地图’数据平台,能够让大家有参与的意愿。数据平台本身也是希望调动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并不是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污染,而是想让大家在蔚蓝的召唤之下参与到环保中来,进而为形成一种新的政府、企业、公众直接、深度的互动模式”。

马军介绍说,例如浙江、山东等一些省份达到了一种以前没有过的互动:公众运用政府的这些数据通过微博转发、@给环保部门,然后环保部门积极跟进监督污染企业,可能是整改,也包括一些企业自我改进。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基于环保部门在2014年开始推动众多大型企业把在线监测的环境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

“现在环保方面的监测数据大规模地实时公开,体现了中国向污染宣战的政治决心”,颁奖现场,马军话毕,全场起立为之鼓掌。这种鼓舞,既是对他工作的认同,更是对不断改善的中国的信心。

责任编辑:y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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